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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是龙云变心，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兆铭和平运动的响应，迎接他在云南建立新zhèng fǔ。汪兆铭本来并没有考虑在rì军占领区建立zhèng fǔ，所以龙云的变心使他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了汤。

    从汪兆铭与rì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，并不是汪兆铭一厢情愿的对rì投降，而是双方都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。

    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，他并非十分主动，最初与rì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兆铭派出的使者。而rì方却比他主动得多，rì方主动提出汪兆铭出马的有利条件，他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。

    而且汪兆铭在秘密协议中提出rì本撤军和建立统一zhōng yāngzhèng fǔ的条件，都是对中国有利的。

    如果rì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，汪兆铭也不太可能会离开chóng qìng另立zhèng fǔ。然而rì方却在汪jīng卫离开chóng qìng走上不归路后，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。

    汪兆铭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rì本撤军这一条，没有了rì本撤军的保证，他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。从这一点看，汪兆铭也可以说是被rì本人出卖了。

    但rì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卖汪jīng卫，国家之间只有利益，却没有情谊，弱者总是处于被出卖的危险之中。迫于军部主战派的压力，政友会对整个rì本的战略政策控制，已经没有多少主导权。

    连内阁首相都要因为对华秘密协定之事引咎辞职，就可得知主和派的尴尬地位。

    同意以rì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，汪兆铭用这个实例说明与rì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，以姜瑞元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。

    汪兆铭在文中责问姜瑞元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，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，南京尚未陷落，姜瑞元认为和谈可以进行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和谈就不可以进行？”

    “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，诬蔑不足，还要夺其生命。再何况，一年多前rì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，而姜瑞元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，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，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，却为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？”

    近卫内阁倒台，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兆铭发起和平运动后，西南省份的中**政要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他，因此对汪兆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，但他们同样也忘记了rì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兆铭个人威望的打击。

    说来说去，历史纠葛在人们的选择之中，因为选择的不同而相继演化，早就超出了原本的预计和估算，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。

    在193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，rì本方面对汪兆铭相当冷淡。但是河内发生暗杀事件后，因为汪兆铭毕竟是响应rì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，rì方召开了首相、陆相、海相、外相及藏相参加的“五相会议”，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、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兆铭，帮助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汪兆铭在rì本人的保护下到达山东，暂时住在rì租界。

    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，汪兆铭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感慨到今天为止，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**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，用言论来揭露、指责chóng qìngzhèng fǔ对rì抗战的误，宣传中rì和平以拯救中国、拯救东亚，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，从而使chóng qìngzhèng fǔ改弦易辙。”

    “原来设想在西南rì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，但自从我离开chóng qìng后情况发生了变化。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，我想不如推进百步，索xìng建立一个和平zhèng fǔ，通过rì本zhèng fǔ对的诚意，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，从而促使chóng qìngzhèng fǔ转向和平路线，这样比较适当。”

    汪兆铭提出建立zhèng fǔ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。

    这时的rì本zhèng fǔ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兆铭建立一个“反红救国同盟会”的民间组织，并没有设想汪兆铭在rì占区建立zhèng fǔ。

    所以影佐对此颇有为难之处诚然，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。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。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，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。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，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。”

    “我认为，首先要看rì本zhèng fǔ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，这是前提条件。假如rì本zhèng fǔ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，那么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全失败的。我作为一个rì本人说这样的话，不免有些奇怪，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事的事。”

    两个人在对待和平的问题上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，也是后来汪兆铭能够顺利实施这个计划的根本原因。如果rì本不愿撤兵，汪兆铭也希望能在rì战区内建立起一个中国人自管的zhèng fǔ，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生活在敌占区的民众。

    哪怕是背负起汉jiān的恶名，他也在所不惜。

    最难的事，不在于用死亡来宣示的正义，而是为了维护百姓利益，去舍弃荣耀和尊严。

    汪兆铭不想做踏着万民尸骨的英雄，他只是去做别人不愿做的“好人”，天下难容的“好人”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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